强渡嘉陵江经过要图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。1935年1月22日，新产生的中央政治局、中央军革委致电四方面军：要求红四方面军乘蒋军未实施“川陕会剿”之前，以苍溪、阆中、南部三线为主要方向，集中主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，策应中央红军入川作战行动。
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央电示，立即在旺苍坝召开了紧急会议，会议认为，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入川作战，是当务之急。于是，决定实施西渡嘉陵江的计划。
嘉陵江，是四川的四大河流之一，江宽水深湍急，两岸多是悬崖峭壁，对于缺乏渡江工具的红军指战员来说，确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险。当时川敌27军、28军和蒋介石嫡系第一师独立旅共52个团的兵力，布防于广元和南部的300多公里沿江防线上，并修筑了无数碉堡和江防工事，妄图凭借大江之险和坚固的江防工事阻止红军渡江西进。为此，红四方面军作了周密布置，精心策划。
红军强渡嘉陵江南津关渡口遗址
一是发动陕南战役，调敌北移，以掩盖红军渡江意图。1935年2月初，红军以12个团的兵力开始陕南战役。但战役行动是有节制的，到2月9日，红军攻克宁强、勉县，围攻褒城，直抵南郑城郊。歼敌4个多团，俘敌团长以下4000余人，特别是调动了敌胡宗南及川西邓锡侯、田颂尧等部向陕甘南移动。红军北调敌军的目的已经达到，遂撤褒城之围，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。
二是扫清江东残敌，清除渡江障碍。正当红军集中兵力进行陕南战役时，四川各路军阀却乘隙占领了万源、巴中、苍溪、阆中、仪陇、南部等地。为制止敌人进攻，方面军决定首先消灭阆中、仪陇、苍溪、南部之敌。3月初，红30军、红9军和红31军各一部向敌发起攻击。3月4日，红30军军长余天云、政委李先念和副军长程世才，分别率领89师之265团、266团、267团和90师之268团，首先以夜袭手段向盘踞在阆中城东45公里处的老观场和红山庙一线之敌发起猛烈攻击，经过激战，全歼田颂尧部何德隅等三路两个团。3月5日，又在红9军一部的配合下，于阆中老观场以西的鸡山梁、大奎山地区歼敌罗泽洲第9团全部和第8团大部，敌一旅长被击毙，敌团长梁宽培、2营营长邱泽维自杀，俘敌团副雷少卿、1营营长杨覆宇、3营营长骆州伦等。在追击中，红军又歼敌4个团的各一部。与此同时，红30军之一部和红9军之一部亦向仪陇的兴隆场、日兴场、大风场等地的敌军发起攻击，歼灭四川边防军李家钰部1000余人，并进军阆中的玉台、水观、洪山、河溪和南部的长坪、楠木、安坝等地。红31军一部向苍溪进击，守敌何德隅等三路的一个旅仓皇逃向嘉陵江西岸，3月1日红军克复苍溪城。
到3月上旬，红军在阆中、苍溪、南部、仪陇等地作战，共歼灭了田颂尧、李家钰、罗泽洲6个团的全部或大部，俘敌官兵近4000人，缴获长短枪3000余支。特别是罗泽洲部仅伤亡逃散官兵即达5000余人，基本上失去了作战能力。蒋介石以罗对部下“督视不严”，“临阵则一再撤退，影响全线战局”的罪名，将其撤职查办。至此，北起广元，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（除阆中城外），悉为红军控制，扫除了渡江作战的障碍。
阆中红军烈士纪念园内的《强渡嘉陵江》主题雕塑
三是选择渡江地点，解决渡江工具。为确保渡江作战的隐蔽性和突然性，方面军及地下党组织派出了侦察人员以各种职业为掩护，收集敌人的江防情报，掌握了沿江的地形、道路、渡口以及敌江防工事，纵深兵力部署、火力配置以及敌人活动规律等重要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、副总指挥王树声和33军军长王维舟又亲自带领参谋人员翻山越岭，沿嘉陵江东岸行进三四百里，了解敌情，查看地形，选择战机。经过详细调查，最终选择了苍溪城南4公里处的塔子山和城北25公里处的鸳溪口、阆中城北8公里处的涧溪口作为强渡嘉陵江的主要渡口。同时，还选择了阆中境内的沙溪场、南津关、塔子山、河溪关、茄子渡等作为强渡嘉陵江的渡口。这些主要渡口，江面宽约150米至400米。虽然江面较宽，却是敌人整个江防的薄弱环节。该地段（指涧溪口至鸳溪口这一地段）敌人仅部署了3个团，一线地区只有4个营。这些部队属田颂尧的第29军，他们装备差，又屡遭红军打击，士气低落。从地形条件看，东岸一般高于西岸，便于红军隐蔽待机和组织兵力掩护；从水文条件看，江水流速缓慢，水深只有3至5米，岸滩亦比较平坦，这对红军渡江是有利的。
当时嘉陵江上没有桥，所有的船只不是被敌人拖到西岸，就是被敌人击沉、烧毁了。红军急需解决的是渡江工具。1935年2月，为强渡嘉陵江，方面军总部决定，由31军和总部工兵营负责造船。经过实地勘察，最终选择了嘉陵江支流东河沿线的苍溪王渡、阆中清泉、井溪、土垭袁家岩、鱼筌场（今东兴场）以及嘉陵江上游的猫儿跳和永宁铺附近的丛林作为造船的地点。由阆南县苏维埃和苍溪县苏维埃选去造船的500多位老船工、木匠、铁匠背着干粮，带着工具，昼夜兼程，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地点；年轻力壮的从数百里外肩抬背驮，运去了大批木材；老人、小孩收集了一堆堆废铜烂铁，送去供打钉子用，还有的把自己点灯和漆嫁妆的桐油都省下来运到工地。就这样，经过一个多月日夜不停的紧张劳动，共造“毛蜂壳”（即五板子船）100多只（每只可容纳一个班），还用毛竹扎了3座浮桥和数十只竹筏，并由人工夜间抬到嘉陵江边隐蔽好。
就在总部组织造船的同时，准备渡江的部队便展开了紧张的水上练兵。在嘉陵江左侧的东河上，指战员们加紧学习驾驶、泅水技术，演练登陆、突破，巩固阵地，扩大战果，纵深穿插等战术动作。经过训练，大家的技术越来越娴熟，协同配合越来越密切，对渡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。
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物资准备和水上练兵之后，强渡嘉陵江战役便正式开始了。
红军主力部队于3月28日晚上9时许，接到前线指挥部发出的“急袭渡江”的命令，分三路以突然行动大举渡江，很快突破敌人的江防工事，向纵深进攻。其中：
中路为红30军88师263团两个营和总部教导营组成的突击队，在苍溪塔子山渡口登船，杜里坝登岸，一举占领了敌人一个营的防区后，继克赵家山、杨家坝，全歼守敌。又剩胜攻占了飞虎山、万年山等制高点，并击溃从阆中后撤之敌第2师第5旅。
右路为红31军之一部，于28日夜，在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强渡成功，与先前从苍溪塔子山渡口过江的红30军88师主力一起，猛攻敌险要阵地火烧寺，击溃敌一个旅。并迅速向广元、昭化方向推进，打击邓锡侯的部队，阻止胡宗南部队南下。
左路为红9军之一部（25师）在师长韩东山和政委陈海松的指挥下，于28日夜，首先由水兵突击队秘密从阆中城北8公里处的刘家坝渡过嘉陵江，在对岸的润溪口找到两条大木船划了回来。还从老百姓那里购买了100多个木拌桶（打谷子用的工具），抬到江边，用木杠子将每4个拌桶连在一起（可容纳24人），共组成30多只拌桶“船”。然后，大部队有的坐木船，有的坐拌桶“船”，迎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江去，一举摧毁了敌人苦心经营的江防工事。紧接着，一部配合30军89师经阆中的垭口、思依，向剑阁方向进击；另一部在渡江第二梯队红4军一部的配合下，迂回阆中嘉陵江西岸的白溪、田公，向南部方向推进。
红9军的另一部（27师）在红4军一部的配合下，于28日夜，向驻守在嘉陵江东岸阆中城郊王志远的第5旅、第9旅发起攻击。此时的阆中城处于红军的半包围之中，已成一座孤城。
3月30日，驻守阆中的敌军见大势已去，其主力便连夜向嘉陵江以西溃退。城中只留少数敌军掩护，敌军在逃离时，放火烧毁了阆南桥张公馆堆积如山的粮食，还烧毁了一些木船。
3月31日晨，红军攻克阆中城。并随之从华光楼渡口向对面南津关渡口渡江。红9军军部驻扎在保宁联中（今阆中东风中学），军长何畏等在此实施并指挥了红9军强渡嘉陵江的作战任务。
当日，四川“剿匪总司令”刘湘为挽救残局，阻挠红军渡江，派出了3架飞机对阆中城区和嘉陵江上的浮桥狂轰滥炸，结果，浮桥未被击中，后被逃敌砍断。与此同时，红9军27师指战员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，一面扑灭城中的烈火，一面组织渡江突击队，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，到达了嘉陵江南岸的南津关，一举攻占了黄花山奎星楼、锦屏山的制高点，并立即修复了华光楼到南津关的浮桥。红军大部队便通过浮桥，沿锦屏、田公、富乐一线追击敌军，于高观一带击溃敌军，迂回双龙场。红9军27师之一部于阆中城南10公里处的茄子渡（今属石龙镇，现名时新渡口）渡口强渡，从金龟坝渡口上岸，直逼双龙场。随即，红33军之一部亦从此渡口渡江；红9军27师另一部于阆中城东南6公里处的河溪关渡口渡江，从七里坝河口村渡口上岸，进军双龙场。随即，红33军之一部亦从茄子渡渡口渡江。
4月2日，3路红军共同击溃固守双龙场罗泽洲残部，然后，又兵分三路：一路追踪敌至南部定水寺并将其歼灭。另两路从阆中的双龙、彭城出发，经南部的老鸦岩，攻占南部县城，歼敌李炜如部三个团。
强渡嘉陵江作战，历时七天（1935年3月28日—4月3日），歼敌七个团另一营，攻占阆中、南部、剑阁、昭化四座县城，控制了嘉陵江以西，北起广元、南至南部约四百里的地区，打破了敌人依靠嘉陵江设防，阻止红军向西发展的计划。
4月4日，红军撤离南部县城，敌王瓒绪部占领南部县城。红9军之一部折转进入阆中的西河塘、将军庙，直抵思依场。红4军之一部由南部的升钟、皂角进入阆中北门山、木兰庙，抵达思依场。至此，阆中县全境，南部县部分地区实现了解放。就在红四方面军渡江作战期间，中共阆南县委遂于升钟寺组建了一个独立师，由阆南县委书记于岱生（于江震）兼任师长，陈子谦任师政委。下属7个大队、1500余人。独立师成立不久，便加入红军队伍进行长征。
这时蒋介石以29军军长田颂尧“防守不严”、“作战不力”，连失苍、阆、南三城为由，将其撤职查办。
1935年4月初，红33军军长王维舟、政委杨克明、副军长罗南辉、99师师长王波，率295团、297团进入阆中城，接替红9军防区，军部驻扎在学道街的天主堂大院（今状元府第）。之后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，副主席、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兼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，川陕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等都先后在阆中城工作和生活过。
红军西渡嘉陵江之后，在所控地区很快建立了县、区、乡、村苏维埃政权机构。其中在阆中建立起两个县级苏维埃政权：一个是中发市苏维埃，机关设在阆中古城内的净圣庵街28号秦家院子，辖城内6个区苏维埃（相当于乡）和一个回民自治区苏维埃；另一个是阆中县苏维埃，机关设在古城南街的贺麟洲大院西院（今侯家大院西院）。辖嘉陵江西岸解放区内的阆中属地，包括3个区苏维埃，19个乡苏维埃。县苏维埃内设机构有：保卫局、军区指挥部、革命法庭、没收委员会、县合作总社和工农银行。在南部县皂角锦竹湾还建立了德丰县苏维埃，辖区苏维埃2个、乡苏维埃20个。
就在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陆续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之际，敌却以重兵向江东根据地进攻。留在根据地的张国焘等决定红四方面军后方机关、省委机关，红33军及地方武装合编的4个独立师，以及部分地方干部，陆续撤到嘉陵江以西。住阆中城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及宣传部、后勤机关、红33军军部也随之由阆中城南的华光楼至南津关浮桥为江，转移到西岸。
4月16日，国民党21军刘湘所属旅长彭焕章，率部由南部方向袭来。嘉陵江以西的红军向梓潼、江油、北川方向逐步撤离，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也随之消失。嘉陵江以东驻守阆中城的红军，除留下少部守城和江防外，大部经沙溪场渡江西进。敌军于南岸之奎星楼、锦屏山一线布阵，向阆中城内炮击。城内留下的红军、游击队员，于嘉陵江东岸筑起工事，封锁江岸，进行回击。为了阻止敌军渡江，当晚，阆中城里的红军和游击队员，将嘉陵江边的渡船数十只付之一炬。
4月17日凌晨，红军和部分游击队员、苏维埃干部离开阆中城，沿嘉陵江上行至沙溪场渡口过江，朝剑阁、梓潼、北川方向西进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据此，阆中成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之一。